2026-05-11
看完《寂静的朋友》,我有一种持久的感动。银幕上的画面已经消失,那棵古老的银杏树仿佛还在那里,静静地站立着,像一位沉默的哲人,等待人们去理解它所见证的一切。
这是一部安静的电影,安静到有些观众可能会觉得沉闷。但对我来说,这种安静恰恰是它最珍贵的地方——它让我们有机会停下来,去聆听那些平日里被我们忽略的声音:植物生长的声音,时间流逝的声音,以及不同时代的人们试图跨越物种、跨越时空,去建立连接的声音。
人也是大自然
观影时,我想起一位科学家朋友说过的话:“人也是大自然,大自然也是人。”
这句话初听有些玄妙,细想却蕴含深意。我们常常把“人”和“自然”对立起来,仿佛人是自然之外的某种存在。但事实上,人本身就是自然的一部分,我们的身体由自然界的元素构成,我们的呼吸与植物的光合作用相互交换,我们的生死荣枯与万物的生长凋零遵循着同样的节律。

图片来源:官方海报
然而,人的傲慢往往让我们忘记这一点。我们以为自己可以主宰自然,以为万物是为人类准备的资源。这种傲慢,让我们失去了倾听其他生命的能力。
电影中,梁朝伟饰演的王博士是一位脑科学研究者,他原本研究婴儿的大脑活动——那也是某种意义上的“寂静的声音”,婴儿还不会说话,但他们的神经网络中蕴含着丰富的信息。因为疫情被困在马尔堡大学后,他偶然开始用研究婴儿的方法去研究一棵银杏树,用传感器接收树的“信号”,在电脑屏幕上看到如烟花般绚烂的波动。
这个设定,让我想起自己刚刚由红旗出版社出版的新书《古树中国:文明根脉的守护与传承》。为了写这本书,我采访了浙江农林大学的许多位林业科学家,了解到他们如何用应力波检测仪为古树做“体检”,如何用根脉探测仪“看见”地下的根系分布,如何用液流监测仪聆听树木的“脉搏”。这些科学仪器,本质上都是在做同一件事:跨越物种的界限,去倾听另一个生命的表达。
电影中的王博士用的传感器,和我采访的科学家们用的仪器,何其相似。它们都是人类试图与自然对话的工具,是我们承认自己“听不懂”、因此努力去寻找翻译的努力。
万物平等,众生平等
电影用三个时代的故事,讲述了同一棵银杏树见证的不同人生。1908年,第一位女学生格雷特在男性主导的学术环境中挣扎,她用相机拍摄植物,也在镜头前探索自己的身体;1972年,文学系男生汉内斯爱上了一个研究天竺葵“语言”的嬉皮士女孩,他在守护植物的过程中发现了新的世界;2020年,王博士在疫情隔离中通过传感器与银杏树对话。
三个时代,三种人的孤独,也是三重对“连接”的渴望。

导演茵叶蒂用她独特的视听语言,让观众看到——那些被认为“沉默”的生命,其实一直在表达。格雷特拍摄的植物照片显示出生命的形态,汉内斯的天竺葵通过感应装置为他开门,王博士的传感器把银杏树的“神经活动”转化为绚丽的图像——它们都在说话,只是我们需要学会倾听的方式。
这让我想到一个古老的观点:万物有灵。在科学昌明的今天,我们当然不必回到原始的自然崇拜,但那种对万物的敬畏之心,那种承认其他生命也有其内在价值的态度,却是文明真正进步的表现。
一棵古树,活了数百年甚至上千年,它见证了多少王朝更迭、人事变迁?它的年轮里记录了多少气候的秘密?它的基因里储存了多少进化的智慧?在漫长的生物演化过程中,树很可能获取了我们尚未了解的智慧,存储了我们尚未能读取的信息。
从这个意义上说,一棵古树的生命,可能比一个人的生命更“伟大”,更“智慧”——当然,这里说的伟大和智慧,不是人类尺度下的概念,而是另一种维度的存在方式。
我们对待古树的态度,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我们对待自身文明的态度。浙江的古树保护实践,从“一树一策”的精准管护到“空天地一体”的数字化监测,从《浙江省古树名木保护办法》的率先施行到全国首个古树保护基金会的成立,都体现了这样一种理念:古树不是资源,不是景观,而是与我们共享这个星球的生命主体。
三个故事,一个故事
电影还有一个非常打动我的地方,是它的叙事结构。
1908年、1972年、2020年——三个时代,三组人物,看似毫无交集,却被同一棵银杏树串联起来。导演没有用传统的情节逻辑来衔接这些故事,而是通过夜空、风雨、阳光和植物的影像,创造了一种“通感”的叙事逻辑。
这让我想到,如果在银杏树的时间维度下,三个故事不过是一个故事。
对于一棵活了近两百年的银杏树(电影中那棵树是1832年种下的),一个人的一生不过是它生命中的短暂一瞬。1908年的格雷特,1972年的汉内斯,2020年的王博士——在树的眼中,他们都是匆匆过客,都是它沉默见证的无数生命中的几个。
这种时间尺度的转换,让我重新思考“非虚构”“虚构”的关系。电影是虚构的,人物是编造的,但它所传达的那种人与自然的连接感,却是真切的、普世的。
我甚至觉得,这部电影更接近于一部“非虚构散文”——尽管它是故事片,但它的叙事方法是纪实的、观察式的,它没有戏剧化的冲突,没有刻意煽情,只是静静地看着,静静地听着,像一棵树那样。
这和我写《古树中国》时的感受很像。在书中,我试图记录的是真实的古树、真实的人和真实的故事——三门县那棵为高速公路让位的800岁古樟,陕西黄陵那棵历经艰险移植成功的老君柏,天目山那些患了“瘿瘤病”的古老柳杉……这些都是真实的存在,它们的故事不需要任何修饰,就已经足够动人。
而电影《寂静的朋友》,用虚构的方式,抵达了同样的真实。
科学,是接近万物的方式
电影中有一个细节让我印象深刻。王博士的学生在视频里问他,一个人待在那里会不会觉得孤单。他说不会。
我完全理解这种感觉。一个人并不等于孤独。孤独是一种连接的中断,而不是物理上的独处。当王博士与银杏树建立连接,当他通过传感器“听到”树的声音,当他和管理员逐渐成为朋友,他其实一直处在连接之中。
这让我想到科学的意义。
我们常常把科学理解为冷冰冰的数据、仪器和公式,但科学的本质,其实是人类试图理解世界、与世界建立连接的尝试。
从暗房里的显影技术到今天的基因测序,从手绘的根系图到三维数字孪生模型,从“移树无时,莫教树知”的经验智慧到“一树一策”的精准管护——所有这些,都是我们跨越物种界限、学着去理解其他生命的努力。
科学,正是我们接近万物的方式。
浙江农林大学的科学家们用应力波检测仪为古树“把脉”,用基因组测序技术破译古树长寿的密码,用液流监测仪聆听树木的“脉搏”……这些工作,表面上是在做科研,本质上却是在搭建人与自然的对话桥梁。
《古树中国》这本书,记录的正是这样的努力。中国,尤其是浙江,在古树保护领域从技术探索、制度构建到文化觉醒的历史演进,正在成为“生态文明”中国方案中一个充满温度与智慧的注脚。
电影结束的时候,王博士和管理员坐在长椅上,等待着银杏树的信号。那一刻,他们不是科学家和工人,而是两个同样在寻找连接的人。
我想起《古树中国》后记里写的一段话:“也许我们无法成为书中写到的科学家、护林员或艺术家,但我们每一个人,都可以在某个路过的时刻,认出一棵树的古老与珍贵。我们可以给孩子讲一棵树的故事,阻止一次对树木的伤害,可以为远方的古树贡献一份微小的关心,或者,很简单,去拥抱一棵树。”
在书的后记中,我说,“拥抱一棵树,或者,让树拥抱你。”
这不是矫情的抒情,而是一种真实的连接。当我们用手掌触摸粗糙的树皮,当我们仰头望向如盖的树冠,当我们静静地坐在树下聆听风过林梢的声音——那一刻,我们就不再是孤立的个体,而是融入了一个更宏大的生命网络。
《寂静的朋友》告诉我们,寂静不是沉默,只是我们还没有学会倾听。而《古树中国》则试图记录,我们正在如何努力去学会这种倾听。
这不仅是科学的任务,更是文明的使命。
当我们把目光投向更辽阔的地球图景,便会发现,古树的命运从来不是一片土地、一个文明的独奏,而是人类与自然共生历程中一曲跨越山海、交织古今的宏大交响。
(来源:中国环境APP 作者:特约撰稿周华诚)
中国林业生态发展促进会发布